第一，临终关怀服务需求快速增长，而供应能力存在短板，供需矛盾突出。

一方面，日趋明显且不可逆转的人口深度老龄化趋势以及以慢性退行性疾病为主的疾病谱转变，预示着我国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有数量较多生活不能自理且带病生活的老人。目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7.0岁，而健康预期寿命为68.7岁，即平均每位老人将有8.3年的非健康生存时间。据测算，2030年和2050年我国失能老年人将分别达到6168万和9750万。与此同时，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意味着家庭照料能力的式微。不管是“4—2—1”、“4—2—2”还是“4—2—3”家庭，中间层的中年夫妻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照顾压力，难以为临终老人提供必要的关怀服务。这意味着我国未来临终关怀服务需求将持续增长，如果将老年人之外的其他人群的临终关怀计入，则这种需求将更加明显。据国家癌症中心统计，我国每年有将近240万癌症病人去世。每年大约有750万临终者需要得到专业化的临终关怀服务。另一方面，我国临终关怀服务的供应能力仍面临明显的短板。如前所述，尽管这几年我国临终关怀机构数量呈现较快发展态势，但整体比例仍不足医疗卫生机构数量的千分之一，即使在发展情况较好的大城市，离学者提出的应建立6—8所拥有80—120张临终关怀床位的医院的指标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的内部交流数据表明，我国临终关怀服务的社会实际覆盖率仅为10%，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覆盖率均在80%以上。此外，这些临终关怀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其他欠发达地区的临终关怀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第二，临终关怀专业人员明显缺乏，服务专业性不足，服务供给质量有待提高。

不同于日常的生活照料服务，临终关怀服务需要心理学、医学、社会工作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技巧，一般由经过资质认证的专业人士承担。而从各地临终关怀医疗机构人力调查情况来看，普遍存在专业人士不足的问题。以临终关怀事业领先国内的上海市为例，全市80家临终关怀机构中，具有完备的人力资源配置并给予专业培训的医院仅占6.3%，未达到医生和护士配备基本标准的医院近25%。广州市13家临终关怀服务机构的调研也显示，护士与临终病床的床位比仅为0.3∶1，每年专业培训时间在30个小时以上的机构只有4家。而专业人士匮乏的问题在欠发达地区更加明显。专业人员不足带来最直接的影响是服务专业性较弱，供给质量较差。目前，我国青岛临终关怀服务方式主要为镇痛药物和生理护理，相比于真正拥有灵魂和深层次的高质量服务，包括生活关照、精神慰藉、运动指导、尊重自觉、接纳倾听和选择自由等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据学者研究，从临终状态方面来看，我国37.29%的老年人在痛苦状态下离世，在65至79岁和80至89岁中高龄老年群体中，痛苦离世的老年人均多于安详离世的老年人。而从2015年全球死亡质量排名来看，我国整体排名较为靠后，仅位列71名。

第三，临终关怀尚未形成完善的制度设计，未纳入社会服务供给范畴，体制机制上存在较多制约。

立法保障和制度设计是临终关怀事业规范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尚无安宁疗护的专门立法，临终关怀机构政策多散见于医疗、养老等相关政策中，尚未形成完整独立的体系，且这些已出台的政策多为宏观性和原则性的规定，对安宁疗护的适用对象与程序、发展框架、政府义务等问题则缺乏明确的规定，对诸如税收与财务、人力资本培育与服务提供等临终关怀发展所必需的硬性支持涉及较少，造成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制度困难。此外，有关临终关怀的制度设计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临终关怀专业性和综合性很强，既需要医疗服务的介入也需要照护服务的支持。因此，临终关怀的制度设计要纳入社会服务范畴，和医疗保险、长护险及养老服务等现有制度有机整合，方能克服制度障碍。目前，我国临终关怀服务尚未纳入养老服务范畴，临终关怀支出尚未纳入医保范畴，导致服务需求和供给双方的动力均不足，影响临终关怀事业的整体推进。

第四，生命教育不足，民众认同度低，临终关怀缺乏文化观念基础支撑。

作为一种制度创新，临终关怀是对传统生死观念的破除和扬弃，因而容易受到文化上的掣肘。受限于传统生死观和生命教育的缺乏，我国民众对临终关怀服务认同度较低，成为影响我国临终关怀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民众对死亡的态度素来消极，讳莫如深，常常唯恐避之不及。而孝道思想则进一步阻碍子女在父母临终选择临终服务。因为选择临终关怀很容易被质疑为不孝顺，民众受到外界和本体的双重压力，往往难以认同和接受临终关怀，阻碍专业机构的介入。另一方面，虽然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但关于死亡的生命教育仍有明显不足。我国少有学校开设有关死亡教育和生命教育的课程。认知决定行为。民众不愿接受临终关怀，宁愿选择“生命不息、医疗不止”的过度医疗行为，其实都与生命教育的缺失有关。未来要推进临终关怀事业必须要把生命教育的短板补上。